当说律师制度是必要的时，也许有些人会认为是句空话，因为这是不需要证明的公理。然而，实际并非如此简单。二十七八年前，我还在做检察官，身边不乏同事会嘲笑：“律师有什么用?”他们的意思，刑事罪案的审理是由侦查、起诉、判决说了算，还处于建设中的律师制度不过是装点装点门面而已。我管不了别人，但可以管住自己的助手们，因此经常提醒他们：“不能像以前那样办案，现在有律师了。”尽管这么多年来律师行业已经有了很大发展，社会的主流已经认可律师的作用，但是，“律师有什么用”这句话也远没有绝迹，尤其在刑事罪案审理当中市场不小，所以刑事辩护至今还是律师们特别畏惧的，这不仅涉及到需要有较高的业务素养，而且更涉及辩护有效性和执业资格维持乃至人身安全问题。
当我说“不能像以前那样办案”时，仅仅是站在这样一个底线上：由于律师的限制，你可能无法把心证的罪犯送进监狱，但不能把一个可以证明其可能无罪者送进监狱。简言之，就是不能由自己的主观意志形成冤假错案。“文革”结束不久时，人们对冤案有着强烈的印象和畏惧，公、检、法体系的恢复本身即是避免冤案的一种制度。但是，这一制度体系毕竟是有限的，这一点可以从检察、法院甚至加上公安经常联合发文的现象上体现，也即侦查、起诉、判决尽管有了功能分别，但也随时可能成为一家子，从而缺乏有效约束。律师制度无法改变这种中国特色，但可以在个案上进行制约，从而令冤假错案的发生率大大降低。
尽管“文革”后依然不乏冤假错案，但必须承认，比之“文革”是改天换地般地减少了，这首先是公、检、法体系恢复的成就，然后是律师制度的贡献。虽然律师制度是跟公、检、法体系同时在1978年恢复，但由于业务素质标准的差异所导致的人才短缺，律师队伍实际是经过十年左右才在发达地区初具规模，20世纪80年代的“严打”中出现较多冤假错案，不能不说跟律师队伍还没有能够满足初步的刑辩需求有密切关系。也即律师制度的发展是冤假错案发生率转化到“常态化”的关键。
当时江苏某地检察院请我去谈办案经验，我曾说：“如果是冤假错案，你能不能办到让律师看不出、挑不出毛病?没有这个本事，那就老老实实，别老是想着争先进、做英模。靠什么渠道让律师配合你，即使能够做到也太丢脸了，律师表面驯服，一转身就会看不起你。”这话似乎荒诞，但实在，说出了律师对办案人员的实在约束。
回过头来看某些冤案，虽然最初律师难以作为，但当申诉程序启动，某些法院所表现出的窘态就只能靠蛮横遮掩，而不让申诉律师查阅案卷则是这种窘态和蛮横的表现之一。诚然，这种窘态和蛮横体现了维持可能的冤假错案的强大能力，但是，这种强大恰恰也是虚弱的，是连案卷也不敢拿出来的胆怯。这不是恰恰证明了律师制度自有其有效性的一面吗?
进一步减少冤假错案，有赖于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律师制度，必须在进一步摒弃“律师有什么用”意识的同时，令审理案件的人们切实懂得“不能像以前那样办案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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